党的密码通信事业在赣南苏区启航

党的密码通信事业在赣南苏区启航

——记我党密码工作在中央苏区的创建与发展

2020年是党的密码工作创建90周年，江西赣州是我党第一个中央密码机构诞生地，是我党我军密码通信事业的摇篮。在苏区时期，无线电密码通信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为粉碎敌人发动的四次反“围剿”、创建和巩固红色政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党的密码工作创立前，党内联系和行文多靠交通人员人工传递，速度既慢也不安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敌人对我根据地的分割、封锁，无论是党中央与湘赣边界等不断壮大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还是与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的联系，都迫切需要一种比人工递送更为便捷和安全的通信手段。于是，筹建无线电密码通信事业成为当时中央苏区的迫切工作。

1930年底，毛泽东、朱德制定了夺取敌人装备和争取改造国民党军队技术人员来发展无线电密码通信的方针。1930年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一举全歼敌张辉瓒师，缴获了无线电台一部。当时红军战士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他们出于对敌人的仇恨，就把发报机砸了，只留下了收报机，史称“半部电台”。红军利用“半部电台”，侦听到宁都东韶敌军谭道源师的电台传来该师准备撤退逃跑的情报，及时送到红军总前委，朱德立即下令红军各部星夜赶往东韶追歼，取得了俘敌4000余人的战果，并缴获了一部完整的无线电台，至此红军便有了自己的“一部半电台”。红军总部就利用缴获的一部半电台和解放改造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于1931年1月在宁都小布创建了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这是我军密码通信事业的第一支队伍。

王诤:在红军无线电密码通信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被毛泽东誉为“红军无线电鼻祖”。

红军的一部半电台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发挥了关键作用。敌军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有无线电台，他们在无线电通信联络时毫无顾忌地无所不谈。1931年5月，红军截获并破译了敌军王金钰第五路军致“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急电，侦听到敌军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动向，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打了一场漂亮的运动战、歼灭战，缴获一部100瓦大功率电台，俘获全体电讯人员。接着又在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打5个胜仗，共缴获敌电台6部。到了1931年5月底，红军先后共缴获敌军无线电台十几部。同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福建建宁组建了无线电总队，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下设4个无线电分队，分别派到后方总部、红三军团、红四军，红军总部利用100瓦电台设立了后方台兼苏区中央局台，并于6月2日与前方台实现了密码通信联络，这是我军第一次无线电密码通报。

随着无线电台的逐步增多，迫切需要培养我党自己的密码工作队伍。为此，党中央从上海将我党自己培训的报务员派往中央苏区，伍云甫、曾三、涂作潮、杨兰史等就是党中央派到中央苏区工作的骨干力量;同时，开设无线电训练班，招收培训无线电密码通信学员。毛泽东、朱德对密码通信学员的培养十分重视，亲自参加了在宁都小布举办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班典礼。毛泽东在讲话中将无线电密码通信生动地形容为党和军队的千里眼、顺风耳，是革命的“鲁班石”。无线电训练班为我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密码通信工作者，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李白就是第二期训练班毕业的学员。

1931年9月15日夜晚，苏区中央局的电台首次联通了上海党中央的电台，向党中央发出了第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使用周恩来亲自创编的密码“豪密”，内容是“弼时安全到达了”，在上海是由周恩来、邓颖超译出的。从这次通报开始，标志着“豪密”正式投入使用。此后，“豪密”逐步用于全党、全军的高级领导机关和军事指挥机关之间的密码通信，确保了无线电通信和指挥政令的安全。

无线电密码通信除了通过空中电波突破敌人的通信封锁外，更主要的任务是利用通信手段为革命战争服务，并在反“围剿”战斗中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对于无线电密码通信的作用，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有了无线电通信，红军从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就更加灵活了，部队就更能撒得开、收得拢了。”“我主要靠文武两条线指挥革命斗争，武的一条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周恩来则形象地比喻:“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党中央正是依靠无线电密码通信，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为加强党中央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密码通信工作，1932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机要机构——苏区中央局机要科在瑞金正式成立，由苏区中央局副秘书长邓颖超分管，陈一新担任科长，成员先后有贺子珍(毛泽东之妻)、陈琮英(任弼时之妻)、刘英(张闻天之妻)、项德芬(项英之妹)、李质忠等人。机要科的办公地点在瑞金叶坪的一栋土坯房里，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住处紧密相邻。这时，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党的密码通信事业在瑞金这块红色土地上正式启航，建立起通讯材料厂、红军通信学校等集培训、制造、检修、通信于一体的较完备的密码通信体系，由此开启了我党密码事业发展的新征程。

苏区中央局机要科成立后，党中央、中革军委加强了对密码工作的领导，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1932年7月，中革军委公布了《无线电通讯简则》，这是我党最早的一项密码通信工作管理制度;1933年9月，中革军委发布《密令》，再次强调无线电通信保密的极端重要性。1934年2月，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胜利”的演说，强调要做好密码通信部门的政治工作。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对密码通信部门的政治工作给予了组织上的保证，每个电台都配了政委，建立了政治学习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密码通信人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积极性，从而保证了通信质量和机密安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由于党中央、中革军委与各地方、各部队主要靠无线电联系和指挥，因而保留并加强了机要科，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等都被撤销，机要科是当时唯一的秘书工作部门。红军长征带走了14部电台，留下3部给项英、陈毅、刘伯坚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使用。1934年11月到1935年2月，项英先后4次通过电台向中央报告情况，中央也先后两次向项英发出关于中央苏区斗争和突围问题的电报指示。1935年3月9日，项英、陈毅率领游击队在于都突围，用当时仅有的一部电台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络，但因中央换了新的密码，回电无法译出，只好将电台埋掉。从此，中央苏区与党中央中断了联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重新与党中央建立了无线电密码通信联络。

中央苏区的密码通信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视和关怀下，从缴获敌人第一部无线电台开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在反“围剿”战争中屡建奇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密码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赣州市国家密码管理局)

[注:此文根据现有公开史料整理，并参考了《党史博采》(2017年第9期)、《为长征胜利立下奇功的无线电通讯》]

文章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 网址: http://www.dsbczz.cn/zonghexinwen/2020/0529/3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