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田会议到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2)

在红四军三克龙岩后，前委于6月22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大会由临时前委书记陈毅主持，主要议程为听取陈毅作政治报告，随后朱德、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代表在会上发言。陈毅在报告中表达了自己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和对建军方针、党内错误思想问题的认识。然而，他没有认识到这场争论对于红军建设的重要性，而是想通过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息事宁人，调和矛盾。陈毅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活动姑息；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等等。毛泽东在陈毅发言以后，作了简单的解释。他说，红四军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不是家长制。现在红军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斗争经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要执行三大任务，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红军一定要按这个来做！他承认自己有时态度不好，但目的是为了严格管理。

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在一些历史问题上的结论是基本正确的，但对毛泽东在争论中提出的许多重要原则问题未能明辨是非。会议认为毛泽东、朱德应该为这次党内争论负责，决定给毛泽东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朱德以书面警告处分。大会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朱德等13人为前委委员。红四军党的“七大”以后，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蛟洋一面养病，一面指导闽西特委工作。朱德率部出击闽中、东江，在陈毅赴上海期间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并于9月下旬在上杭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但由于会议采取极端民主化的讨论方式，前委拿不出统一的意见，没有取得积极成果，引起许多同志不满。罗荣桓等要求请毛泽东回来领导红军，朱德亦表赞同。

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央“九月来信”

7月下旬，陈毅接中央通知去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并汇报工作。他在上海期间，实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汇报了红四军两年来的革命斗争以及“七大”不同意见的争论情况。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央军委、组织工作的周恩来为召集人，详细研究红四军问题，起草决议提交政治局讨论。其间，周恩来与陈毅就红四军的问题进行了多次单独谈话，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

周恩来告诉陈毅，在读了陈毅所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后，感到红四军的做法和经验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从来没有过。照这些办法做，红军和根据地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是红四军的创造，是红四军对全国的宝贵经验。他准备把陈毅的报告放在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发表。陈毅听了周恩来的话，心里深有感触。原先在红四军内，总觉得四军毛病不少，纠纷也多，但没有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待红四军的发展与经验，没有对毛泽东在红四军创立的一系列建军原则和作战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故而也不太了解其在全国根据地建设中的价值。周恩来的话使陈毅有茅塞顿开之感。

随后，周恩来又告诉陈毅：中央“二月来信”要求红四军分散游击，朱毛离开红军；后来，中央于6月收到毛泽东4月5日写给中央的复信，中央政治局开会，深入讨论了毛泽东在信中所列举的红军不能分兵的四条理由，真要感谢毛泽东的这封信，把问题说清楚了，避免了中央的决策错误。陈毅参与了红四军前委对中央“二月来信”的讨论，但没有料到毛泽东的回信在中央政治局产生如此大的反响。接着，周恩来又让陈毅阅读了他起草的中央致红四军的“八月来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在红四军党内争论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批评了刘安恭等人在争论中所提出的若干错误倾向。这使陈毅对于红四军党的正确路线有了明确的认识。

周恩来还对陈毅说：前委一定要集权，还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人物，一个能够把大家的正确意见、把委员们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的书记。这绝对不是什么“家长制”啊！他指出，如何认识一个政治家，是看他的主流还是看他的支流，十分重要。他认为，现在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红军的先锋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相信，这样一位同志，身负重任，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的。

周恩来的话令陈毅耳目一新，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表示接受中央领导的意见。三人委员会对所讨论的问题取得一致看法。周恩来对陈毅的思想转变十分欣慰，遂决定由陈毅代中央起草，经周恩来认真审阅修改后，于9月28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交陈毅带回，以此来统一红四军前委的指导思想。

文章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 网址: http://www.dsbczz.cn/qikandaodu/2020/0721/3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