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田会议到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3)

毛泽东起草制定古田会议决议

陈毅归来，在上杭官庄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朱德表示拥护。于是，朱、陈致信毛泽东，请他立即回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欣然于11月26日回到长汀，就任红四军前委书记。28日他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确定12月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县古田村曙光小学开幕，出席代表120余人。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及中央有关决议案，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大会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八个决议案，这八个决议案总题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集中体现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基本精神。其中，第一个决议案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的核心内容（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回答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仅把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具体化，而且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发展了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党组织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坚持具有重要的意义。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会的精神迅速在红四军中传达贯彻，并且先后在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其他红军部队，乃至全国许多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中贯彻执行，产生了巨大影响。

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红四军党的“九大”结束之后，毛泽东收到红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给他的1930年元旦贺信，信中说现在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险恶，完全处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中，主张分散打游击，各自打出路。林彪还说：红旗是打不了多久的，说红旗能插遍全国那是吹牛。林彪自1928年4月下旬随朱德、陈毅及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喜欢走州过府打城市，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对时局的估量较为悲观，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像林彪那样不重视农村根据地建设、坚持“城市中心论”思想的人，无论是在四军还是在中央和党内都大有人在。毛泽东发现这不仅仅是“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而且是涉及到要不要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当前时局下革命前途如何，红军是否应以农村为依托发展革命势力，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等等重大理论问题。

篆刻 强军安邦 曾 闻

1929年以后，毛泽东在领导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视野更加开阔，经验更为丰富。尤其在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毛泽东的认识有了升华。特别是他阅读了中央“九月来信”后，颇受启发，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日趋成熟。中央“九月来信”中明确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毛泽东觉得林彪的信代表了一种思潮，是普遍存在于中共党内的“一般紧要的问题”，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因此决定回复一封信，将自己这方面的认识和想法写出后刊印出来。经过严密的思考，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闽西古田赖坊写了《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党内通讯（即后来在《毛泽东选集》中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答复林彪。作为上级和长者，毛泽东用严厉的词语批评了林彪对于时局的悲观论调和流动游击观念，希望帮助林彪转变思想，并借以教育全军将士和党内同志。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这封信中指出，中国的国情和形势决定了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是行不通的，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毛泽东指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这是继古田会议后又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他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开辟巩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格局。

文章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 网址: http://www.dsbczz.cn/qikandaodu/2020/0721/3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