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目出发的中国共产党笔杆子史(2)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内政治新格局的开始。其核心是国家政权如何在战后各政党之间，尤其是在国内最大政治势力的国共两党之间，重新建立起新的国家权利秩序结构。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双十协定很快被撕毁，以战争的“枪杆子”方式武力解决国家政权归宿问题，最终成为唯一的选择。内战爆发，“笔杆子”一如既往甚至更加重要。在新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赋予新闻出版工作新的政治任务，它一方面消解国民党统治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歌颂和描摹共产党新政权下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明天。那些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收复过来的土地，与原来的抗日根据地一起都有了一个统一的“解放区”称呼。在解放区里更多的机构所出版的更多的书报刊印刷品，配合轰轰烈烈开展的土地改革，配合前线瞬息万变的军事进程，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但同样激烈的民心战争。天地玄黄之际的中国共产党政权，通过这种有目的的出版与宣传，赢得了这场民心战争，从而最终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东北地区作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军队最先进驻，也是最先被收复的地区，在共和国成立前开展出版印刷活动的所有解放区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由于该地区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段的解放区历史过程，从当初的自我解放，到后来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这种历史完整性，造成了该地区出书机构复杂、图书品种多样、出版主题多元变化的特点。1945年11月从东北日报社发行科分化出来的东北书店，是这一地区最为重要的出版主体。在东北书店近四年的历史时间里，出书数量多至千种以上，组织结构上更是采用了以前新华书店不曾有力量实行的总分店出版模式。透过其产品版权页上显示的出版地信息，我们得知，曾经出版图书的东北书店分店多至五家，它们是：东北书店东安分店、东北书店牡丹江分店、东北书店辽北分店、东北书店辽宁分店、东北书店辽东总分店。版权页还显示了该书店曾在多个地点从事图书出版活动，沈阳、长春、佳木斯、哈尔滨、安东、大连、牡丹江、齐齐哈尔、北安等地名，见证了这个书店在战时环境下流动不居，在政局稳定后又四处布局的出版性格。

在东北这一广袤的区域里，还活跃着一批从原来国统区迁移过来的出版人，他们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带来了先前版权分属于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图书和纸型，在东北以光华书店、大众书店、新中国书局等名义大规模翻印或重印。生活、读书、新知这三家书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直活跃在国统区的以民营书店面目出现的知名出版机构。1941年新四军“皖南事变”以后，重庆蒋介石政府对文化领域的出版管制趋严，尤其着力打压这三家具有共产党背景的出版组织，导致它们只能以隐蔽或半隐蔽的状态存在。早在抗战期间的1941年初，这三家书店就曾派人到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辽县桐峪村创建了华北书店。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大变，它们三家在党的统一部署下，合并成“三联书店”，一方面在国统区与香港等地，或半公开性地或以化名的方式，继续开展旨在颠覆国民党政权的革命出版活动，另一方面将多年积累的图书版权资源和出版人力资源，输送到东北和山东等新老解放区，支援解放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像《鲁迅全集》《资本论》这样的大部头著作，都在东北解放区这样新的出版环境下得以重印。看得出，在出书路线上，光华书店、大众书店、新中国书局和东北书店有较明显的分工，前者继承的是“三联”系从国统区过来的资源，后者则带有明显的从抗日根据地发展起来的“新华”系印记，并终于在1949年7月正式改名为东北新华书店。三家书店从分立到合并，以及对解放区的统一支援行动，反映了共产党的新闻出版布局是全国视野的，是整体性的，是多线头的，同时又是统一调度的，从而把新闻出版的“笔杆子”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随着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的节节胜利，共产党所接管的解放区版图越来越大。当天津、北平、上海这样过去印刷出版业发达的城市，也先后被纳入到共产党政权管辖范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奇怪，何以1948年、1949年是共产党出版史上出版红色图书数量最多的两个年份。在那个捷报频传的胜利历史时期，每每人民解放军接管一城一地，新华书店就如影随形，就地开张营业。这些随军书店在卖书之余，只要条件允许，就着手编印出版书刊，它带来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新华书店网络的日益庞大和出书数量的大幅剧增。

文章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 网址: http://www.dsbczz.cn/qikandaodu/2021/0226/6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