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目出发的中国共产党笔杆子史(4)

对党史不同方面感兴趣的学者都可以从这个书目的进一步主题细分中，找到与他个人研究相关的材料线索。那些究意于党的政治动员能力的学者，不难从中辑出有关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的主题书目单，借此看出党是如何精心对待它组织的每一场运动，如何事先部署，如何过程管理，如何贯彻落实。那些探究党的教育史的学者，会从书目中发现党在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和学校教育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相当投入，党的这种在教育上的分层分众和区别对待原则，解释了党何以是一个善于做教育和说服工作的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的主题性书目，让我们对书籍背后的党史意义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同时也能更好地推测党在当时出版这些书籍的政治意图。

而那些喜欢使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可以从这个书目的多方面信息著录中，做出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计量描述。从书目的著译者项出发的计量统计，很容易排序出谁是党的著作的核心作者。在这个核心作者群中，我们不难看到党的领袖们强大的文字著述能力，尤其是毛泽东的著作，品种之丰富，形式之多样，一时冠于群雄。那些以单行本、合印本、选集等多种形式刊印的毛泽东著作和那些以毛泽东为主题的传记、歌曲、画像等文献一起，合力塑造了他在党和人民群众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的杰出领导人和伟大革命导师的光辉形象。版本项和印数项的相关统计，也同样能有力地证明毛泽东著作在群众中广受欢迎的重要事实，其著作版本之多，版次之频，印量之大，是各根据地和解放区不断地重印和翻印的结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领袖的拥护和爱戴。书目的分类统计更加显得必要，它是建立对出版物整体描述和认知的重要手段。前贤章学诚所谓的“辨章学术”，主要指向这种学术上的分类。从出版物类别分布上的有或无，多或少，可以归纳出党在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和变化轨迹。很显然，红色政党图书当然以政治为主导，但这个政治，绝对不是那种狭义上的政治，从书目类别所涵盖的多样化类别中，说明政党的有效运作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哲学、历史、文学、经济、地理、教育、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和观念，都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成就了党的宏伟基业。

3 路径与方法：红色文献专题书目的编制策略与技术

如今，编制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红色文献专题书目的条件逐渐趋于成熟。这首先得益于数字化远程书目检索技术的成熟与在当下的普遍化应用。当国内越来越多的大图书馆把自家馆藏的民国图书编制出数字化形式的书目，并对那些非本馆注册用户的远程读者不设限制地开放的时候，我们就能在互联网环境中，在几乎不费任何成本的情况下，便捷地对其中的红色文献条目进行专题性的远程提取。如果涵盖的图书馆数量够多，而且其收藏的红色图书数量够大，那么，从各图书馆提取出来的书目经过查重、比对和排比处理，就可以整合成一个相当于联合目录性质的馆藏红色图书目录。这个联合目录在信息的真实性方面是毋容置疑的，因为这些书目均来自于各图书馆编目员对自家所藏的实本图书亲眼所见的真实记录。

虽然每个图书馆在编制书目时，都会著录书名、著者等一些基本的图书信息，但在相关著录项的完整程度上，各图书馆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有的追求翔实，有的则较为粗略。比如说反映文本内容的提要项，在很多图书馆的书目开放数据中是缺失的，这种缺失直接造成了读者在图书内容认识上的模糊与困难，从而大大折损了作为一个专题书目应有的学术价值。如果不能请求图书馆工作人员续写提要，那就只能另辟蹊径，自助完成。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文献数据库相继开发出来并投入使用，使得这个问题得到部分解决。红色图书主要分布在一些综合性近代文献数据库中，如“瀚文民国书库”“CADAL（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国家图书馆民国电子图书”。另外，人民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则可视为红色图书的专题数据库。在“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这一专题数据库中，也有相当多的红色文献收录。上述这些数据库在文本的呈现方式上，都采用全文本原样扫描，对访问它的读者来说，在情形上就等于见到原书。既然见到了原书，提要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文章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 网址: http://www.dsbczz.cn/qikandaodu/2021/0226/6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