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党史博采(理论版)》[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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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目出发的中国共产党笔杆子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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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全国解放的区域越来越多,乃至逐渐连成一片,原先块状自存的地方新华书店,在组织系统上就会随之调整。与此同时,地方新华书店的前缀名称,也往
当全国解放的区域越来越多,乃至逐渐连成一片,原先块状自存的地方新华书店,在组织系统上就会随之调整。与此同时,地方新华书店的前缀名称,也往往随之变更。如1944年7月从大众日报社分离出来正式成立的山东新华书店,先是在1945年1月改称山东新华书店总店,接着有1946年11月华中新华书店并入山东新华书店总店,到了1948年7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山东新华书店改为华东新华书店总店,1949年6月1日,又将在山东的华东新华书店总店改为山东新华书店总店。像山东新华书店这种在机构沿革上分分合合的情况,在中国共产党整个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出版实践史上,并非特例,而是带有相当历史普遍性,它反映了党面对变化多端的战时环境,对“笔杆子”功能的一种灵活性处理与应用。
综上,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活动的丰富成果与复杂流变性质,使其满足了编纂专题书目的基本要件,因为只有多而杂,才有对其进行专门梳理的必要。将多而杂的文献辑录出来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序化,是满足某种研究需要的专题书目的价值之所在。
2 功能与价值:作为中共党史描述和学术指引工具的专题书目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在其部分执政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对地方新闻出版活动的放手自治与联动,通过对全国范围内出版的统一布局与调度,通过对战时环境下出版组织上的灵活变通,以及在出书主题方向上的与时俱进,有效地发挥了出版工作在治党与资政、发动与教育群众,以及对敌军事斗争等多方面的政治效能。因此,对党在这一重要历史转折时期里著述出版工作的认识,就必须超越单一的新闻出版史视角,而应将其放到广阔的政党政治史的视野中。然而,从现有的党史学术成果来看,这种具有广阔视野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相关史料的不足,是导致这一薄弱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当时尚活在世上的出版老人,或是自发,或是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组织下,撰写了一大批出版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作为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至为宝贵的历史信息和线索,长期以来一直是新闻出版史领域的史料主体。他们亲历亲见亲闻的回忆文字,在呈现真实性的同时,也不免伴随某种囿于个人经历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他们描述的历史,往往是粗线条的,某些大的出版机构,某些大部头的著作,某些重要的出版活动,是其讲述的重点。然而,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出版工作是由至少不下于三百个出版机构合力完成的,它们先后出版的七八千种图书,构成了新闻出版作为“笔杆子”的整体性价值。倘若缺乏既有整体描述又有局部呈现的新闻出版史料,又如何能让研究者真正从党的革命历史经验意义上,全面深入地领会党的“笔杆子”政治智慧呢?
人们通常把书籍作为一般的知识产品看待,然而,对每一部作品来说,其背后都无不潜藏着作者的写作意图。当一个理想宏阔且韬略深具的现代政党,一开始就把书籍的生产与传播作为“笔杆子”来对待时,那些通过党的出版机构被选择性生产出来的书籍,就不仅仅是一般的知识读物,而是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传播使命;在此情形之下,书籍作者的意图也不再单纯是写作者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被生产者纳入到一个集体的共同价值之中,成为党的政治意志的一部分。书籍产品的出版部门,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书籍印制者和发行者,它在组织严密的党化机制下被派作党的言论机关,成为党组织政治利益的实际执行人,在背后代组织过滤文本,在前台替组织向外发声。正是在此前提和逻辑之下,政党政治史和书籍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而在书籍史学科领域,从目录学途径把书籍史和学术史关联起来,有深厚的方法论传统。清代学者章学诚所归纳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4]目录学原则,揭示了书目与书籍背后的知识学术史之间的互构关系。这一目录学原则的根本在于,它一方面在既定的知识系统框架和学术发展流变中,为作为点的某一单个书籍,确立其在知识时空坐标体系参照下的相应位置与价值;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对一本本书籍的排列和序化,通过对这些由一个个点建构而成的知识群像的观察,辨认出以前不曾识别的新的知识图景,归纳出以前不曾明确的学术发展趋向。这一目录学旨趣,同样适用于对政治导向的书籍与其背后的政党政治社会史的考察。
如果我们编一部相对完整的根据地解放区红色图书专题书目,通过对书目的系统化和多角度编排,我们就能认识到,每一本书籍的诞生,其实都是政治体系结构作用下的产物,都有其具体的政治时空背景和特定的政治意义产出。政党政治类书籍和其他任何类型的书籍一样,都不可能是纯粹的或抽象的独立于历史之外的超然之物。这些党的书籍作为一种政治装置,是孕育它的政治文化母体的一部分,因而通过对这些党的文献书目在数量比例和性质方面的整体考察,我们就能了解关于这个政治文化母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更多的政治运作信息——它如何治党,如何执政,如何培养干部,如何教育群众,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特别是如何重建原先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农民和妇女对自我新身份的认知和想象,从而使党所倡导和实行的群众路线,成功地转化为至关重要的生产力和战斗力,在党最后夺取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文章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 网址: http://www.dsbczz.cn/qikandaodu/2021/0226/6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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