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目出发的中国共产党笔杆子史(5)

“瀚文民国书库”声称所收录的1900年至1949年之前出版的图书数量，多至十二万种，这个巨大的图书数量，超过了国内任何一家图书馆民国文献的收藏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后出转多，更是声称达到前所未有的十八万种。CADAL是一个由国家投资建设，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多个单位共同承担的数字图书馆项目，相当于诸多985高校图书馆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利用其各自的馆藏资源，联合创建的一个超级文献数据库，收录的民国图书数量自然也十分可观。红色图书散落在如此海量的民国文献中，如何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将它们快速而又精准地辑录出来呢？

如果我们确切知道每一本红色图书的书名，这当然不成问题。然而，这在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战争年代出版的大量红色图书，我们今天甚至闻所未闻。将这些闻所未闻的图书从湮没的历史尘埃、从沉睡的故纸堆中找寻出来，并让它们在书目系统中各就其位，成为红色文献整体中不可缺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这个红色图书专题书目的重要价值点之一。这种文献检索中的查全率和查准率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各近代文献数据库的红色文献查找中，在各图书馆的开放书目检索系统中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在这里，就体现了以出版者为检索途径的价值。因为，从原则上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据地和解放区范围内的任何书刊印刷和出版机构，都处于党的领导和管理之下，其出版的任何门类、任何主题的图书，归根结底，都是为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服务，都毫无疑问地属于红色图书范畴。绝大多数数据库都提供了以出版者为检索项的检索路径，在各开放的图书馆书目数字化检索系统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因此，只要获取各根据地解放区红色出版机构的名录，就能把各种籍籍无名的红色图书一一辑录出来。然而，紧接着的问题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的史料，曾给出一个哪怕是详细点的红色出版机构名录。因此，这个名录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创建。

得益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馆藏红色文献丰富的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都曾编印了本馆所藏的革命文献专题书目[5]。若把这些以纸质形式存在的专题书目做成Excel电子文档，再把表格中的出版者项筛选、集中起来，就很容易制成一个出版者名录。这个名录经过不断合并补充之后会日益丰富，一个趋于完整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机构名单就这样被创建出来了。有此名单，剩下的就是时间投入的问题了，从一个个提供开放书目数据的图书馆和一个个综合性的或专题性的近代文献数据库中，将红色图书的书目信息一一提取出来，再将包括《民国时期总书目》在内的各纸质文献中辑录出来的红色书目信息合并到一起，去除重复，查勘异同，撰写提要，再选择某种结构方式——或按类别，或按主题，或按著作者，或按出版者——排列出来，一个大致完整的红色文献专题书目就完成了。

因此，旨在为党史学术研究提供基础史料服务的红色文献专题书目丛刊，得以在现今条件下着手编纂，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当党史研究遇到继续深入下去的瓶颈，包括编纂书目在内的党史史料基础工程的再出发就显得异常必要；另一方面，得益于前人编纂的某些单馆馆藏的书目成果，再加上如今的数字化手段和数据库资源可资利用，正是这些合力因素，给予了这个书目编制的历史机缘和前提。

注 释

[1]杨闯.执政文化资源视角下的“红色出版”[J].出版科学，2014（5）：107-109

[2]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M]//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7

[3]张彦平.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30

[4]章学诚.校雠通义·序[M].上海：中华书局，1936：2

[5]已刊印的相关书目有：（1）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编.北京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2）山东省图书馆.馆藏革命文献书目[M].济南：山东图书馆印（内部资料），1987；（3）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4）重庆图书馆.重庆图书馆馆藏革命文献目录 1919—1949.重庆图书馆印（内部资料），2001

文章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 网址: http://www.dsbczz.cn/qikandaodu/2021/0226/625.html